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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旧藏洋珐琅器物 究竟是广州制造还是西洋制

时间:2021-08-19 02:06
  

  王翯

  原标题:清宫旧藏之“洋珐琅”器物,究竟是广州制造还是西洋制造?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上,隐藏着一个西洋(法国)工匠的名字。作者由此线索入手,查找出一批过去被误认为是广东粤海关制作的乾隆款画珐琅器物,实为粤海关将图样送到法国所造。此外,作者通过梳理清宫档案判断,乾隆帝很有可能并没有打算去西洋制作这批画珐琅器,而是粤海关官员误解了皇帝的真实用意所致。

  画珐琅工艺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进入中国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获得迅速发展。至迟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乾隆帝有意识地陆续将具有代表性的瓷胎、铜胎、玻璃胎、紫砂胎画珐琅器物装匣刻名色签后,集中收藏于乾清宫端凝殿。广州作为乾隆宫廷画珐琅工匠的输送基地和贸易口岸,其制作的画珐琅器物不仅为行销欧洲的商品,还成为进入宫廷的贡品,被称作“广珐琅”。台湾大学施静菲教授认为,“清宫旧藏木匣刻款定为‘洋珐琅’的作品,从风格及款识来看,也应该都是粤海关奉命成做后送进清宫的,也应属粤海关成做‘广珐琅’”。但是,笔者在整理故宫博物院藏画珐琅器物时,却意外地发现一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上署有当时西洋工匠的签名,继而发现与此壶出现在同一档案中的器物,很可能都是西洋工匠制造。那么,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前往西洋制作的器物上为何会有“乾隆年制”款识?清宫旧藏之“洋珐琅”器物,究竟是广州制造还是西洋制造?本文拟通过对菊花纹壶的特征、档案与实物的对应等,对上述问题试加讨论。

  一?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在清宫旧藏画珐琅器中,除一件西洋工匠署名的乾隆款菊花纹壶外,还有四件与其几乎完全一样的菊花纹壶,其中一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三件为故宫博物院收藏。以下对这五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进行梳理对比:

  1。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文物号:故116545,参考号:*吕四七五 57E/51,以下简称壶一)

  此壶口径6厘米,底径6厘米,高9.6厘米〔图一:1〕。壶体呈扁方形,圆角,口、盖、足均为菊瓣式,铜镀金嵌珐琅团菊纹方流、柄。壶身为黄色珐琅釉地,其上彩绘折枝菊花纹,四面凸起椭圆形铜镀金菊瓣式开光,内饰彩釉大团菊纹。壶底白釉,中心蓝色双圈内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图一:2〕,款识与流的方向呈90°,正上方紧靠足沿处有一细小“红道”,放大后可看到实际上是一个西洋工匠人名“coteau”〔图一:3〕。

  图一:1 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花纹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2 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3 乾隆款铜胎画珐琅菊花纹壶署款 故宫博物院藏

  在壶一外底署款“coteau”,极有可能是法国18世纪著名的珐琅画师Joseph Coteau(1740-1801)。他出生于日内瓦,1772年开始在巴黎工作和生活,期间与同时代的钟表大师合作制造了诸多经典钟表。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即收藏一件他参与制作的钟表,在表盘正下方边沿处亦有“coteau”的签名和制造年份1785〔图一:4〕,与壶底签名一样不易为人察觉。

  图一:4 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藏钟表

  2。 乾隆铜胎画珐琅黄地菊花方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珐500,参考号:列四二五,壶二)

  口径6厘米,高9.6厘米〔图二〕。器形、纹饰与壶一完全一样,流、柄与器身同样为黄色珐琅釉地,但其上小团菊纹为绘制。壶底白釉,中心蓝色双圈内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款识与流的方向呈90°。

  图二 乾隆铜胎画珐琅黄地菊花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文物号:故116527,参考号:*吕四七五 70E40/41,壶三)

  口径6厘米,底径6厘米,高9.6厘米〔图三:1〕。器形、纹饰与壶一完全一样,细节与壶二相同,即流、柄上施黄色珐琅釉,绘制小团菊纹。壶底白釉,中心蓝色双圈内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款识与流的方向呈90°〔图三:2〕。

  图三:1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2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4。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文物号:故116528,参考号:*吕四七五 70E41/41,壶四)

  口径6厘米,底径6厘米,高9.6厘米〔图四:1〕。器形、纹饰与壶一完全一样,细节与壶二相同。壶底白釉,中心蓝色双圈内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款识与流的方向呈90°〔图四:2〕。

  图四:1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四:2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5。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文物号:故116546,参考号:*吕四七五 30E154/41,壶五)

  口径6厘米,底径6厘米,高9.6厘米〔图五:1〕。相比以上各壶,壶的造型似被纵向拉长,纹饰与各壶相同,细节与壶二相同。壶底白釉,中心蓝色双方框内署“乾隆年制”四字楷书款,款识与流同向〔图五:2〕。

  图五:1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2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对比以上五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壶一的不同之处除有西洋工匠人名外,流和柄皆为露胎铜镀金,盖上花瓣纹和流、柄上的花纹皆有铜镀金边,极具立体感,其余四壶皆是在黄色珐琅釉地上绘团菊纹,完全平面化。另外,壶一的款识相较其余四壶显得极不工整且大小各异,似是不识汉字之人仿“画”而成。同时,将壶一、三、四、五放在一起比对发现,壶一的釉色明显光鲜莹润,尤其是开光内的大团菊纹釉质纯正,有玻璃质感,纹饰亦更加精细。从图片上观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跟壶三、四、五趋同,釉质、纹饰等细节与壶一相差甚多。从器形、釉质、做工等方面综合评判,恰如上文各壶的排序,壶一为最佳,壶二、壶三、壶四次之,壶五最差。

  二?档案与实物

  (一)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的制作档案

  据清宫造办处文献记载,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命人将康熙御制款金胎西洋珐琅碗一件、铜胎西洋珐琅花篮一件、铜胎西洋珐琅钵盂一件、铜胎西洋珐琅方卤铫一件,雍正年制款铜胎西洋珐琅杯盘一份、铜胎画珐琅仿成窑花样盖罐一对、铜胎画珐琅包袱式盖罐一件、铜胎画珐琅壶一件,俱发往粤海关各仿制一件,并要求“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两年后“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粤海关监督德魁送到珐琅器十件,随做样珐琅器十件,持进交太监如意呈进交乾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菊花方壶”〔文物号:故珐224,参考号:列三六〇 60,图六〕,高9.6厘米,口径6厘米,外底有“康熙御制”双圆框白地蓝料楷书款,从大小、纹饰看,几乎和前述五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壶完全相同。故有学者认为,此壶很可能就是上述档案中出现的康熙御制款“铜胎西洋珐琅方卤铫”,而壶二可能是档案中照样而做的珐琅器。但壶一署名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仿制的珐琅器更有可能是这件西洋工匠签名的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首先,就在传做珐琅器的三个月前,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年热河随围 八月十三日 员外郎四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二把(镶嵌掉),传旨:小刀上珐琅片并镶嵌做的不结实,此系广东成做,不是洋里做的活计。将小刀交德魁处收拾妥协送来。再传于德魁,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传做活计是指皇帝专门下旨定制的器物,乾隆帝特别强调“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臣下一定会遵从照办。其次,从档案里的时间记录来看,从乾隆帝传办仿制珐琅器,到粤海关完成任务交回,前后用时约两年的时间,但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人将康熙年款画珐琅海棠式盒一件送到粤海关仿制,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即将烧造好的十件仿制器和原件一同呈进,可见如果仅在广州本地仿制珐琅器的话,算上来回的路程,同样的工作量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而乾隆四十年仿制珐琅器多出的这一年零七个月,恰好是广州往返法国需要的时间。还有,从表面上看,壶一和壶二、三、四、五最大的不同是流和柄直接在露胎的铜镀金上饰团菊纹,而没有像“康熙铜胎画珐琅黄地菊花方壶”那样施黄色珐琅地釉,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宫廷赴外洋定制器物,多是采用发送图样的方式,法国工匠并没有见到“做样珐琅器”实物,对细节不清楚所致。

  图六 康熙 铜胎画珐琅黄地菊花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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